忻府区西部山区有这么一个村庄，以它为起点，往西经宋家庄，再折向土川沟、十八盘（后改为牛尾、济道岭），直达静乐县、岚县、临县、兴县等；往北经官庄、上寺、阳坡等可进入宁武、五寨、神池等县；往南则经西岁兴、庄磨可进入阳曲、太原。因三条线路交汇于此，故名“三交村”，所在镇为“三交镇”。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三交镇是西路商运的必经之处，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经十分繁华，为老忻州四大古镇（奇村、三交、董村、庄磨）之一，仅镇上的大商号就有16家，还有28座磨坊专门从事静乐莜面的加工，成品行销于太原、忻县等地。后来随着走西口历史的终结，再加之同蒲铁路开通，三交镇的地位便不再重要，逐渐趋于平淡，竟至成为如今忻府区一个偏僻的乡镇。伴随着几次撤乡并镇，三交镇合并了原来的傅家庄乡、牛尾乡、上寺乡，并囊括了原阳坡乡的部分村庄，成为忻府区国土面积最大的乡镇。由于地域的扩大、出境道路的增加，三交镇也早已变成“四交镇”“五交镇”了。

境内水资源丰富，河流主要是“太忻使者”牧马河的上游——七岭河，因其流经忻府区的济道岭、土岭、洞门岭、马圈岭、塔习岭和静乐县的新开岭和阳寨岭。此外还有高观河、东峪河、水马河等，闻名全国的豆砂就是由于砂石受到这些河流冲刷积淀而形成的。

西岁兴水库是目前忻州市最大的水库，总库容290万立方米。水库位于三交镇西岁兴村南，始建于1975年，具有防洪保护、农业灌溉、工业供水功能，对缓解忻定盆地水资源紧缺有积极作用。

过去由于山势阻隔，南洞门以上村庄的百姓进入忻州城，要走两条路线：一条从傅家庄的远益沟出发，经依堤、南沟（钱塘沟），这条沟流水潺潺，四季恒温，有碑文记载，早年曾发生疫情，连庄磨香泉寺的和尚都死光了，一村妇避难于娘家傅家庄，每天饮用这里的流水，竟未传染，所以“非典”期间，忻州城来此取水的市民络绎不绝；一条则沿着车道坡，过北堡、姑姑山、赶会道、依提、西城门，进入忻州古城。到了后来才修成逯家庄—合索—西杨庄，过南洞门到三交的忻黑线（忻州—兴县黑峪口）。

一、人文三交

里沟村宁鸿章曾任清代安营参将，宁家史上出过都尉3人、将军2人，而今副省级、正地级、县处级官员灿若星辰，还涌现出许多高工、教授及歌唱家等。 1905年，车道坡村王建屏加入同盟会，与阎锡山、赵戴文、黄国梁等筹划太原起义，参与忻代宁公团，事后历任晋北安抚使、萨拉齐县知事、《晋阳日报》经理兼主笔，后潜身佛门，成立山西省佛教协会。

1911年，牛尾庄人曹步章在保定军校念书时加入同盟会，后任忻州新军训练长。

南陀罗沟村王在中，曾任晋绥边区参议员。解放战争时期，主动将田地、房屋等家产捐给农会，解放后任忻县副县长。其子刘杰（王铠）、金星（王锐）也从事抗日工作，为此，西忻县（抗战时，同蒲铁路以西的忻县区域）流传着“刘杰、金星、王在中，捐产献地闹革命”的谚语。解放后，刘杰、金星分别任上海市徐汇区委书记、成都市人大副主任。

牧云山，田家堰村人，他在参加革命工作中多次遇险，在家乡人民的救助下转危为安，故以忻县有名的牧马河、云中山取名“牧云山”，解放后曾任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蒲阁寨村的支书侯有根和民兵中队长巩新维都是受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表彰的战斗英；谢恩喜于1952年成为全国林业劳模。下柏色村的抗日战士梁黄海被称为“盘肠英雄”。

此外，罗家社村闫三荣曾任林业部副部长，龙兴村张媚海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幸福村岳林英曾任副省级干部，观里村赵双文曾任新疆军区后勤处正师级干部，北冯村张永鸿勋居少将，泉水沟村赵崇德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室主任，东峪村胡齐祥曾任上海海运船舶公司书记等等。

二、红色三角

1937年11月2日忻口战役结束后，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在王震旅长率领下来到西忻县（日军占领忻县后，以北同蒲铁路线为界，以西的为西忻县），717团1营驻三交、观里，2营驻官庄、上寺、田家堰，开展抗日宣传，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政工人员张芝俊了解到苏吉升出身贫苦，又有文化，积极要求进步，便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了忻县第一个党支部——官庄觉支部，苏吉升任支部书记。官庄村成为忻府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不少村民积极参军打仗，也牺牲了很多，其英名被记在村内的烈士阁，供后人缅怀祭扫。

1938年1月31日，日军由太原、忻县城调集3000余人，向忻县西部山区进攻。王震指挥717团在三交设伏，狙击日军，歼敌2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8年和1941年，西忻县抗日动委会与晋绥边区抗日红色高小分别成立于下柏色村。

百团大战后，日寇调集重兵，先后在宋家庄、中村岭（忻县与静乐县交界处）、三交南梁、蒲阁寨等地修筑了碉堡。蒲阁寨是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早在北宋时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最早的村址位于村西，后由于地震毁坏，迁于现址。宋军曾屯兵于村后的堡子梁。从蒲阁寨东行5里，就是寨底村，当时称“出马寨”，沿河而下至米家寨，当时称“息马寨”。从元、明、清一直到民国，蒲阁寨就是静乐北半部和宁武西部通往忻州的必经之地，村中有饭铺、骡马店铺等，十分热闹。日军为了控扼这条重要交通线，便在蒲阁寨村后制高点建了碉堡。为了把蒲阁寨的敌人挤出去，1942年12月，周围5个村子共1300余人大搬家，迁入解放区，从而使日伪军处在一个荒无人烟之地，砍柴、挑水，事事都要亲自动手，加上民兵的不断袭击，把围困圈越缩越小，最后压到了碉堡周围，民兵们日夜轮番围困，枪口时时瞄准碉堡，敌人连碉堡的门子都不敢出，碉堡变成了“臭堡”“死堡”，敌人完全陷入了绝境，最终于1944年4月11日仑皇撤离。这就是名的“蒲阁寨围困战”。

1944年6月12日，三交据点的敌人将向静乐方向出动，忻崞支队在队长李力的率领下，提前设伏于峪口村村外，当日军中队长龟川等日军进入娄子沟伏击圈时，正值午时，大雨倾盆，河水猛涨，忻崞支队突然袭击，敌人晕头转向，无路可逃，龟川等40多名日军，除翻译逃命外，其余全部毙命，尸体被河水卷走。娄子沟战斗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决心，创造了忻县游击队歼灭日军数量的最高纪录。

解放战争时，蒲阁寨村出了两名烈士。1948年1月，谢巧英在石家庄村参加土改工作时，被阎军包围（小英雄岳云贵就是在这次事故中壮烈牺牲的），后虽突围，但因患伤寒，口吐鲜血仍带病坚持工作，终因疾劳成积而病逝，年仅20岁。1948年5月，谢冰在金村被敌人包围，他从上午7时战斗到下午2时，最后被敌人放火烧死在一楼阁内，年仅36岁。

抗美援朝期间，南岭村人孙克发现我军机将与石壁发生碰撞，便快步冲上前去，用血肉之躯保护了战机安全，被中央军委追认为志愿军革命烈士。阳坡村郭三，大字不识一个，抗美援朝到部队被分配到高射炮团，迅速熟练地掌握了高射炮的操作要领，多次击落美机，回国后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活动。

三、信俗三交

过去三交镇村村都有寺庙，可到了“文革”时期，许多寺庙被拆毁。近年来，在党的宗教信仰政策的支持下，许多寺庙又重新得以修建。

坐车途经三交村时，会发现公路以南高地有一座宏伟的天主教堂，公路以北高地则是米粮寺，均为近年兴建和复建的。

北冯村石佛湾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昌二年（526），现存洞窟10个。

傅家庄原学校旧址为神棚，供西歧王爷。原粮站为弘教院，是三教合一之处，人称观铺，据《忻州志》载：明万历年间护道正司印一在傅家庄。重修弘教院碑记载：“忻郡之西有都名曰水马，其地山川秀美，土厚民淳，其地美景东有白马庙，西有阁楼山，思林寺以竖其南，玉清观以镇其北，弘教院位列其中……”。玉清观中间为三清殿，两侧分别为关公庙、奶奶庙，院内外种满了牡丹花，每年“五一”前后，这里便成为游客的踏青赏花之所。

高崖底村庙院内生长着一棵500余年的大杨树，树的顶端枝梢早已枯死折断，只有少部分侧枝存活。

幸福村过去叫刘家山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位洋人传教士逃到此村村外的窑洞里，受到村民保护，给予食物补给，最后这八位传教士还是被清兵带走，在忻州城东瓮城遇害，尸体埋在了南关乱坟滩，人称“洋人坟”。

在三交镇，大部分寺庙都三教合一，如张盛村的三教寺、傅家庄的弘教院等。许多宗教建筑后来都成为乡土化庙宇，如寨底村的金灵庙，供奉的就是本土的金灵爷。

四、转型三交

进入新时代，三交镇党委、政府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努力建设经济发展更高质量、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宜居宜业新三交。

在发展旅游业方面。一是依托马川沟小瀑布建设忻府区的情人谷，近几年来每年五一到国庆期间，太原、忻州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或是自驾游或是结伴游，络绎不绝。

二是开发马圈山。马圈山景区属云中山，山上风景优美、松树茂密、泉水清澈，春夏秋三季山花烂漫，开发前景十分光明。

三是七岭河露营热。疫情过后，从水马川至牛尾庄沿忻黑线公路的七岭河边，绵延20多里，每到夏秋的周末和假期，就会出现无数的帐篷。游客在此休憩、烧烤、作画、唱歌……。露营热的兴起，为平静的山村增添了乐趣，也给当地农民或多或少带来些收入，如何规范、服务露经经济，便成为当地党委、政府下一步考虑的问题了。

在发展农业上，引进资金1500万元建起吉祥农业公司，公司产品以本地种植的甜糯玉米为主，建成集甜糯玉米加工、冷库储存等产供销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同时，在阳坡村栽种了800多亩沙棘林、100多亩核桃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引进了华电中来3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现已在三交镇的崇山峻岭间安装了近63万块光伏板，远远望去，好似给山体披上了坚硬的铠甲，现已实现全容量投产，是我省单体容量最大的“山体光伏”项目。

来源：三晋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