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道：五台山圣地的诸社会历史成因——《五台山研究》创办人崔正森先生纪念文

本文刊载于《五台山研究》2025年第2期。

宋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贵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逻辑认识论。

前言：本文的撰写是为了纪念《五台山研究》杂志的创始人崔正森先生，也是为了还一笔40多年前的稿约之债。笔者结识崔先生，是1980年代的中期。当时余还是中国社会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同崔先生初次邂逅，是在宗教研究所的图书馆。他当时正为创办不久的《五台山研究》杂志来北京出差，搜集有关五台山的文献资料，也为《五台山研究》向宗教研究所的前辈们约稿。从那以后的好些年，笔者每年都会在研究所内（或走廊上、或会议室、或图书馆）遇见崔先生。记得有一两次是在导师任继愈先生的所长办公室见到他的。他为了搜集研究资料和为杂志约稿，经常走动。宗教研究所的学术前辈，编辑部的李富华、郑天星，各研究室尤其佛教研究室的杜继文、杨曾文，当然还有所长任先生，南亚研究所的黄心川所长，都感动于先生对学术编辑工作的勤勉和不辞辛劳、甚至达到呕心呖血的地步。因此他们也都愿意为《五台山研究》撰写文稿。

记得80年代的最后一年，余正在不安中撰写毕业论文。一天在佛教室遇见崔先生。聊了一阵，他向我约稿，写一篇有关五台山历史的稿件。但那次承诺，结果竟然落空，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从那年的年中到年尾，我都没有再能与崔先生谋面。第二年，我便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社科院宗教所，到南方来谋食了。再与崔先生相见，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大约九七、九八年的时候，在山西太原的一次净土佛教研讨会上。见到先生，当时也注意到他的背都佝偻了许多。先生早就忘记了要我为《五台山研究》写稿的事。再说，90年代中，整个佛教学界也已经写手如云，佛学文章如山似海。显然，学术界也已产能过剩了。那天，崔先生也为我找了一个差事，请我担任《五台山研究》的英文翻译。这项工作我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另外，还有一次经历，至今仍然记得。1984年夏天，先生邀请宗教研究所佛教室的老师们往五台山考察有名的五台山佛光寺。当时仍为学生的我，也有幸得预此行。那天，我们一行人在佛光寺盘桓了一下午。晚饭是在庙里打斋吃疙瘩汤面。其间，崔先生对两位师兄及我说道，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看一幅佛画，你们只要错过今生此世绝对无缘再见的佛画。那可是唐代的壁画真迹哟……那天我们看到了的确今生此世难以再见到的千余年前的国宝级的精美艺术品。

在山西太原的那次净土研讨会以后，笔者与崔正森先生在北京还见过一两次。其中有一次，正值他到北京来，给宗教所的同仁赠送他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书当然是关于五台山历史文化研究的。先生的学术贡献，正是他对于“五台山学”的倡导与亲身实践。崔正森先生的后半生，从80年代初开始，始终围绕着五台山宗教文化这个题目。学术研究活动之余，在日常生活中的先生，是一个极其恬淡的读书人，言谈举止，谦逊而质朴。先生与人交接，气度温婉，轻声细语，俨然一种君子之风。

而今，先生已归道山两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余敬若兄长的前辈。

摘要：像五台山文殊道场这样的宗教圣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包含了三个因素或历史源流：一是埋藏在原始宗教信仰基层的山岳崇拜观念；二是内在驱动宗教思想发展的宗派思想的创造活动；三是政治国家与宗教制度之间的相互利用和支持的功能。

关键词：五台山；文殊菩萨；山岳崇拜；佛教宗派；宗教政治功能

五台山，古称清凉山，是中国佛教的名山和圣地。五台山佛教之所以独具特色，是因为它与佛教中最重要的学问与智慧之神即文殊菩萨相联系。在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五台山从很早以来就与佛教的显密两大体系，以及与我国汉藏两地的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五台山也已经成为了联系着汉藏两个民族的精神栖息地。五台山信仰以文殊的教行理论为主干，以先秦以来华夏久远的山岳崇拜观念为基底，含摄了印度佛教自西方传入过程中在各个发展阶段形成的佛教思想成果，其中也包含了在西域发生并形成的佛教观念。文殊所代表的佛教理性主义源流，催生了五台山的佛教教理和实践特色，绽放了五台地区的华严、净土、禅宗和密宗等宗派哲学花朵。五台山在古代社会中的政治文化的独特地位，五台山信仰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地位，都同古代国家权力的政治支持不可分离。一种佛教的信念传统形成，当然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必然性条件，也即是说，一个宗教的发展，一定是某种精神观念、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相互迭加、相互交融而共同创造出来的。以下分别叙述这些社会历史的成因。

一、圣山崇拜观念是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思想源头

圣山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核心传说与主题。人类对高耸的山岳常怀敬畏之情。从希腊奥林帕斯山到印度的须弥山（迷卢山实际上也指喜马拉雅山），从中国昆仑山（三皇五帝的起源地），或者日本的高天原（也是山的另一种说法，是天照大神的立足之处），世界各大宗教的伟大神灵至尊都是以高山为寓居之地。而在各个宗教具体开展的过程中，又有圣高神祗或其代理人——先知与圣人，在这些山峦或山峰上显示神迹或传达神旨，如犹太教中的西奈山或印度教的凯拉希山（Mt. Kailash，也称迷卢山，须弥山另一称呼。印度教中那是湿婆及其化身吉祥天女神的居所）。此山的神圣性为后来的佛教、耆那教和苯教继承下来，也是后者崇奉的圣山。而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之所以被认为神圣无比，是因为它是瓦尔坎，即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和锻造之神的居处。至于基督教，联系上帝的神谕和先知的圣迹，我们知道有西奈山，再加上中世纪以来的圣徒奇迹和修道经历，更有不可胜数的圣山。 因此，圣山的传说，首先与远古神话中的神灵相关，或是祂的居处，或是因祂而成为人类得享福祉恩赐的地方——天国花园或清凉境界。圣山崇拜，是几乎所有历史宗教的体系内容和构成元素。任何宗教的超越性与神圣性，都会借山脉、山峰或山岳的雄奇高伟来表征。

除了与远古神话不可分割的圣山与神圣地相连的山脉或山峦可以成为某一宗教的空间中心，由此还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圣山文化。具体说到五台山与佛教之结成胜缘，可以从印度方面寻到圣地发祥的传说根源。先是有僧佛陀波利自西而来，要在此地顶礼文殊大士。关于此僧携来中华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序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676）从西国来至此汉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如来灭后，众圣潜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山中，汲引苍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覩圣容，远涉流沙故来敬谒。伏乞大慈大悲普覆令见尊仪，言已悲泣雨泪向山顶礼。礼已举首，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遂作婆罗门语谓僧曰：法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踪，不惮劬劳，远寻遗迹。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一切恶业。未知法师颇将此经来不？僧报言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言：既不将经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得识？师可却向西国取此经，将来流传汉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冥，报诸佛恩也。师取经来至此，弟子当示师文殊师利菩萨所在。僧闻此语，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至心敬礼。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其僧惊愕，倍更虔心，系念倾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这段文字说，佛陀波利因得到神示，再回西天取经并携返。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五台山有文殊菩萨住锡的传说，远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流入中国之前。其二，佛陀波利是第二次来中国。其携经入唐，在高宗时期，据说他在永淳二年（683）和光宅元年（684）前后两次翻译同一部经。首次是同地婆诃罗、杜行顗等人合作翻译。第二次是与顺贞和尚在西明寺共同翻译。据此传说，五台山与文殊菩萨的结缘不会晚于七世纪初期。我们知道，玄奘大师的高足窥基（632-682）就有一段与五台山文殊大圣的因缘：“法师讳基……代郡人也……曾于代郡五台山， 造玉石文殊像。写金字般若经。竟有神光瑞云：婴拂台宇，烛耀函笥。我无至灵，则何臻此？能事已毕，示化于几。”窥基本人出身代郡，算是五台山当地人，其自小所受熏染当有五台地区的佛教特色信仰。加之，玄奘师弟之间所传的慈恩宗，其重视的就是弥勒以及文殊的教说。因之，窥基在五台山得文殊神光显示，也是自然之事。玄奘窥基的活动在7世纪初，而五台山佛教至少在6世纪就已经形成，当无问题。

其实，文殊菩萨道场被明指在五台山的说法，不会早于5世纪。那部通常认为明确提及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佛教经典是《大方等大集经·文殊师利授记会》（Mahāvaipulya-mahāsannipāta-sūtra），译者是唐代的菩提流志（8世纪）。另，尚有一部其自身可靠性甚有争议的《十地经》。据称为北宋年间“成都麻大聖慈恩寺沙門藏川”所述。该经末有题记，上曰：“严佛调三藏云。此经梵本非多罗文三昧之内真佛示现授此经。梵文从三昧起。先书竹帛。然后修习。从北天竺。到支那国。大圣文殊。于照耀殿。为许流通。”严是东汉末年人，真如该经题记所说，汉末时，东土便已经流行文殊信仰了。前面说到的《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汉末三国支谦译）似可印证这一点。无论如何，入唐以后，五台山才正式成为文殊的说法教化的胜地。

又，西藏方面的文献，例如《柱间史》（藏文：bka' chems ka khol ma）就提到了文殊菩萨道场在内地五台山。该书算是一部重要的藏文历史文献，主要记述了西藏早期的历史和佛教传播情况。该书编纂于西藏佛教后弘期初期（约10世纪）。虽为史书，但如我们知道的西藏的历史文献多为佛教学问僧人手撰。这部《柱间史》记录了西藏历代赞普（国王）的世系和事迹，尤其详述了松赞干布（约617-650）在位期间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活动，包括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的过程和在当地发展状况。吐蕃时代西藏人已经形成文殊道场在五台山的信念。史上也有不少西藏地方政教使团朝拜五台山的记录。尤其在唐代，吐蕃与唐朝关系密切，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五台山。据《旧唐书·敬宗记四》记载，长庆四年（824）九月，吐蕃遣使请求并获得五台山的经像。此外，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壁画（10世纪），画中明显地记录了来当时五台山朝礼的西藏佛教徒。

至于印度方面的五台山文殊佛教记录，除了前面所说的佛陀波利来五台山遇神异翁，算是暗示文殊师利在东方显相。此外尚无别的明证可以揭示最初的五台山文殊始于何时。佛陀波利是北印度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人。其来华年代又在7世纪。若把《华严经·入法界品》所描写的文殊菩萨接应童子善财的场面，看作对五台山的原型描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多有学者认为，《华严经》是西域产生的经典。所以，该经中若有五台山地区的观念意像，似乎也不是很离谱的猜想。

作为中国佛教华严宗的根本经典的《华严经》，其在中国的讲习与流播，与五台山的文殊信仰流传至为紧密。而华严宗最初的五代祖师（从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无一不同五台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华严经》的中心人物菩萨文殊师利的信仰，正是在五台山才最终发展起来并成为佛教的一股思想洪流的。依据中国华严宗的理论发展与成立来看，五台山佛教的圆熟过程，正是与文殊菩萨道场的形成同步的。

二、佛教内部宗派思想的长足发展，确立了五台山佛教的独特地位

在五台山特具特色的佛教宗派有三个：华严宗，净土宗以及真言宗。后者搭建了内地佛教与西藏佛教的密切联系。西藏的密教与汉土的密教分属佛教史上不同的阶段，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五台山，以文殊为中心，也形成了汉藏佛教显密二宗都至诚归仰的朝圣中心。华严宗在五台山佛教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五台山被视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成为华严宗的圣地和弘法中心。自北魏时期（386-534）起，五台山便是《华严经》传播和研习的学问中心，吸引了四方八面的佛教僧侣来此修行、讲学和著述。当时远近闻名的华严学基地就有这些：

大华严寺：作为五台山的主要寺院之一，也是华严宗的弘法重镇。唐代著名的华严学者李通玄（635-730）就曾在此研习《华严经》，并著有《华严经合论》等重要论著。

清凉寺：北魏时期，沙门灵辨（477-522）在清凉寺研习《华严经》，并撰写了《华严经论》100卷，为五台山华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寺据称是五台山最早的佛教寺庙，又名大孚灵鹫寺（原称大孚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当然这只是传说。

佛光寺：隋代高僧解脱大师及其弟子明曜在佛光寺专心研读《华严经》，日夜不辍，并依《华严经》修习佛光观，推动了华严学的传播。佛光寺的壁画真迹也确定了它国宝级的考古价值和美术价值。

华严寺：为华严四祖澄观所造，始建于唐大历十一年（776）。澄观在五台山华严寺长期潜心修习，著书立说，其撰写的《华严经疏》等重要著作，使五台山成为当时的华严学中心之一。

普寿寺：始建于北宋时期，原为大华严寺的一部分。今天的普寿寺内设佛学院，秉持“华严为宗、戒律为行、净土为归”的修学宗旨，教授戒律、华严学等课程，力图继承延续华严宗学的传统。

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除了华严宗，也同净土宗、禅宗关连殊胜。例如中国净土宗的祖师中，就有善导与承远二位在五台山弘教说法，力行弥陀实践。

善导（613－681）是净土宗二祖。他曾往五台山参礼文殊菩萨，藉此深入修行净土法门。正是在五台山期间，他开始宣讲“念佛三昧”，并将他的体会所得传授给净土后学。又如承远大师（712－802），净土宗四祖。他也在五台山修行多年，倡导专修念佛法门。五台山也因此成为净土宗信仰者的重要朝圣地之一。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既是教讲如华严学的圣地，也是实践学如净土和禅宗的圣地。历史上，多位禅宗高僧曾在此传教著述，聚集信众。篇幅所限，亦举几位与五台山有缘的禅宗高僧：

明代，憨山德清（1546－1623）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到五台山修行。在此期间，他潜心参禅，并撰写了多部佛学著作，对禅宗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玉琳国师（1614－1675）也曾在五台山修行多年。他是顺治皇帝赐号的国师。他在五台山期间，致力于过多所禅寺的修复与重建。他的弘教活动在清代极具影响。至近代，有能海法师（1886－1967），他在1937年朝拜过五台山，当时驻锡于广济茅篷（即今碧山寺），期间曾以剌血写经。能海是教、讲、禅、净都不偏废的禅师。

正是这些华严、净土和禅宗的高僧们，经过在五台山的修行和弘法活动，从文殊道场得到独有的体验及精神提升，也以他们的宗教实践，丰富了五台山的文殊信仰传统，增添了它的文化内涵。正是各代佛教高僧的说法行教，使五台山信仰的文化传统更加充实和圆满，代代延续，由古及今，继世而久远。

在五台山，汉传佛教寺庙称青庙，藏传佛教称黄庙。现时代的五台山佛教寺庙简要罗列，主要的有以下这些：

显通寺：位于台怀镇中心区，是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寺院之一。据说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被誉为五台山的“开山祖寺”。

塔院寺：坐落于显通寺南侧，以其高达56.4米的白塔闻名，是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殊像寺：位于台怀镇西南1公里处，因寺内供奉文殊菩萨的真像而得名。

五顶环绕的五台中心地称为台怀。台怀镇寺庙密集，较有名的是：碧山寺、金阁寺、广宗寺、广仁寺。台怀镇北侧山顶有黛螺顶，供奉五方文殊菩萨。 台怀镇南三公里处的栖贤谷口岸畔是观音洞。

藏传佛教寺庙，虽有密教系统，但主要还都属于黄教即格鲁派一系。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有：

菩萨顶（大文殊寺、真容院、喇嘛宫）：位于灵鹫峰，是五台山规模最大的黄庙，也是五台山扎萨克大喇嘛的驻锡处。

圆照寺：位于灵鹫峰，属于格鲁派，现仍为黄庙。

罗睺寺：位于显通寺东侧，属于格鲁派，现仍为黄庙。

十方堂（广仁寺）：位于罗睺寺外，属于格鲁派，是罗睺寺的属庙，现仍为黄庙。显通寺南侧的塔院寺，原为显通寺的一部分，现为黄庙。

慈福寺（禅堂院）：位于菩萨顶背后的紫霞谷口南侧，属于格鲁派，现仍为黄庙。

广化寺：位于台怀镇营坊村北端，属于格鲁派，是章嘉呼图克图佛爷五处之一，现仍为黄庙。

镇海寺：位于台怀镇南清水河西侧，属于格鲁派，是章嘉呼图克图的驻锡地，现仍为黄庙。

善财洞（包括上善财洞、下善财洞）：位于黛螺顶山脚下，属于格鲁派，现仍为黄庙。

铁瓦寺（前院法祥寺，后院台佛庵）：位于显通寺北侧，属于格鲁派。

万佛阁（五爷庙）：位于塔院寺山门石阶东侧，原为塔院寺的属庙，现仍为黄庙。

观音洞（栖贤寺）：位于栖贤谷，属于格鲁派，现仍为黄庙。

历史上部分寺院的宗派归属可能有所变化，但明清时代，格鲁派的势力在五台地区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仅就五台山联系西藏地汉地的政教关系而言，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一直有朝廷颁发命令，许可入朝的西藏使团往五台山朝礼的纪录。这也反映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在维系中央与边疆地区特有的政治功能。入元代，八思巴（1235-1280）曾作为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在1257年夏天前往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奉诏锡居于五台山寿宁寺。又，噶玛噶举派三世活佛让迥多吉（1284-1339）,于1332年10月应元朝皇帝召请抵达大都（今北京），为皇后等进行灌顶仪式。1334年返回西藏途中，专程朝拜了五台山。

由元入明，大宝法王哈立麻（即噶玛巴五世，1384-1415）于永乐年间（1403-1424）应明成祖邀请，前往五台山建大斋，为大行皇后荐福，并驻锡于大显通寺。到了清代，章嘉活佛和达赖喇嘛派代表常住五台山。清代的五台山是怀柔蒙、藏民族的宗教基地，特请章嘉活佛和达赖喇嘛派代表驻锡于山中。彼时的五台山，藏传寺院多达26所。

三、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地位取决于其兴教护国的政治功能

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其中寺庙在历史上有华严、净土、汉藏密教传承。其中特别要重视的是自唐代以来的汉传真言宗，该宗之兴于唐代，是因为得力于“开元三大士”的兴教护国之功。这就不能不说到五台山的金阁寺。

不空法师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在五台山创建了金阁寺，作为密教的道场。他派弟子含光前往五台山，仿照印度那烂陀寺的格局修建了金阁寺，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密教中心之一。除了建金阁寺外，不空在五台山翻译密教经典，大弘密法，使五台山成为与长安、洛阳齐名的密宗道场。不空的弟子含光、惠果等人曾在五台山驻锡，接引四方。惠果后来成为日本高僧空海的师父，将密教传入日本，对东亚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传密教真言宗在“开元三大士”，特别是不空法师的推动下，对五台山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不空师弟们在五台建道场、译经典和接引弟子，使五台山成为中国密宗的重要中心之一。不空藉朝廷力量兴建的金阁寺，坐落于海拔1900米的金阁岭上，这是五台之地势最高的地方。金阁寺全院占地21100平方米，分前后两进院落。现存殿堂34间，楼19间，房98间，洞19间，钟、鼓楼各1座，石碑15通。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牌楼、天王殿、观音殿、楼殿和大雄宝殿，布局整齐严谨。其中，观音殿内供奉着高达17.7米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铜像，为五台山最高大的佛像。该像铸造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为全国第二大铜佛像。

不空法师（705-774）在五台山期间，还翻译了多部密教经典。其中，《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是他在五台山翻译的重要经典之一。该经旨在教授修持佛顶尊胜陀罗尼的方法，被认为具有消灾延寿的功效。其所翻译的密教经典中，还有《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此经由不空的弟子慧超于780年在五台山译成，经的内容则是宣扬文殊菩萨修持法门。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存的圣地。在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中，传统上举行多种宗教仪式和法会。历史上，山西五台山曾多次举办“国家级的法会”。例如，不空法师的“仁王护国法会”，就是这样政治行动。在8世纪的安史之乱中间，密教大师们奉朝廷敕令，大行法会，祈求国泰民安。不空法师在五台山法会上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翼望佛法力量护佑国家，为之驱邪避灾。这样的国家法会，在以后的各朝代，形成惯例，时时举行。

唐宋时期，朝廷对于五台山文殊菩萨仍然备有礼敬。凡有外国僧人入华，或应要求或下敕令，让外国僧人往五台礼拜文殊。例如，日僧圆仁（794-864）就在公元840年抵达五台山巡游朝拜，他还记录了当时的宗教活动和寺庙情况。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详细描述了五台山的佛教的根源与当时的佛法现状。百余年后抵达中国的另一位日本僧人成寻，在北宋熙宁五年（1072）也前往五台山朝圣。他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详细记录了五台山的寺庙、宗教活动和当地风俗。

由宋入元，朝廷出于与西藏的特殊政治联系，也出于政治安定的目的，对于青藏高原全境的佛教和地方政权，大有拢络之意。因之特别重视五台山在藏传佛教的地位，以及国家羁縻西蕃的政治用意。元初，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1235-1280）于元宪宗七年（1257）前往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并于此地撰写了《文殊菩萨赞》。元代中期，藏传佛教高僧胆巴（？-1276）受元朝皇帝忽必烈之邀，于1269年（至元六）驻锡五台山寿宁寺，成为朝廷在此设立的藏传佛教道场。

入明以后，皇帝虽似乎不亲自往五台朝礼，但对五台山诸寺却经常性的封赏和寺庙修建敕令。尤其明初，为国家安靖，成祖朱棣曾派遣高僧释迦也失前往五台山弘扬佛法。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的弟子，曾两次应明成祖之邀入京，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前往五台山大显通寺驻锡，传播佛教教义。在此期间，明成祖多次派使者致书并赐予礼品，以示尊崇。明代皇室后妃对五台山的寺庙建设，出于仰求福乐，也往往给予资助支持。像黛螺顶始的建立，就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的事。该寺内供奉了五方文殊菩萨法像。也被看成皇家寺院。

清代，可能是最频繁举行五台山皇家祈福法会的时期。清的皇帝，为稳定西蕃，多次在五台山藏传佛教圣地，接见西藏来的晋见使团。康熙、乾隆皇帝也多次巡幸五台山，举行国家级祈愿法会。例如，康熙数次驻跸五台山，在菩萨顶等藏传佛教寺庙供奉大斋，祈求国运昌盛。隆五次朝拜五台山，曾下诏建造广宗寺，并亲自参与佛事法会，推广藏传佛教。

千百年来五台山文殊道场所发生的政治功能与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在五台山一年四季的节日活动中呈现出来。例如，每年农历六月初四至六月十五期间的“镇魔”法会。届时，五台山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都会举办盛大的“镇魔”仪式。在此期间，喇嘛们通过特定的仪轨，意在达到“驱邪避害，保境安民”的效果。逢此时节，菩萨顶上既有喇嘛们庄严肃穆的法会场景，更有人头攒动的香客信众。五台山的灌顶法会也是本地的一大盛景。此风始于唐代，唐代宗时，不空法师曾住锡五台，期间其曾数度为国家和朝廷举行密教灌顶法会，称为“护国安民”，也为帝后眷属们禳难消灾、除病延寿。

灌顶仪式及以其为中心的法会，是汉地显密都有的，更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的传法仪式。通过灌顶仪式，佛教或佛法接引正式入门的弟子，并赋以其修持资格，或肯定其修道的阶次成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中，灌顶法会非常隆重。再如，种种的五台山祈愿法会。每逢春秋诸节气，尤其是佛教的节日，如佛陀成道、涅槃，文殊、普贤、观音诸菩萨的圣诞日，成道日，都是此地的节日。届时，各寺院会分别举行祈愿法会，祈愿“国家昌盛、世界和平、众生安乐”。期间，僧众会诵经、转经、说法、持咒，并行供灯、供水法仪。这些都是古来佛教的政治及社会功能的展示。

综上所述，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历史文化成因，可以总结为三条：

一、作为宗教文化传统大背景下最为基层的山岳崇拜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缘于原始时代以来，人类对自然力自然界的害怕或者敬畏的心理。大山是对人类生存最具紧张与压力的象征，也是生养人类的自然界的象征，也是早期人类对于超验世界能够想像的边缘。因此，世界各种宗教中都有对与神祗相联系的山脉山岳山峦的崇拜。五台山信仰就生长在这个原始观念的基础上。

二、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内生动力，是佛教的理性诠释活动。具体地讲，就是佛教内部种种思想源流的整理、分演及发展。正是佛教的菩萨观念，以及同此观念引出来的大乘思想——华严哲学的、净土哲学的以及禅学的思想发展，促成了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宗派思想。地理与观念的交互融合，催生了五台山的文殊信仰，以及与这种信仰相联系的华严思想、净土思想及禅思想。五台山佛教文化的传统，其内在是佛教的基本精神，其外在则是五台山的地域文化特色。

三、任何宗教及其中的宗教理念，比如我们这里讨论的五台山文殊道场之宗教观。其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具有特色的宗教传统，中间既有精神性的也有物质性的因素，也有文化心理的，更有社会政治的因素。宗教虽然目光高远，超越了此俗世凡尘，但宗教赖以站立的脚下，却是离不开鄙俗的物质。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要有内在的精神追求，但也不能缺少外在的物质形式。宗教的推行，离不开统治者的政治力量。具体地说，从古及今，所有宗教无不仰仗国家。政治力量，说到底就是物质化的暴力形式。宗教与国家之间，相互利用，也相互支持。这可以从五台山佛教文化传统的形成得到又一验证。直到近代之前的千百年中，纵观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这么说：佛法因依仗国家权力而兴盛，国家也因鼓励佛法教化而得人心安立。五台山文殊道场的观念就是两相结合、两相兼顾、政教互补的结果。